李欧梵，国际文化研究学者、作家。1942年生于河南太康县，1961年在台北完成大学，197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此后，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芝加哥大学、哈佛大学任教。
有人曾如此评论，现代性理论是李欧梵的“手术刀”，中国现代文学是他的“老本”，文化研究是他的“新欢”，通俗文化是他的“业余爱好”，所以，听李欧梵谈城市，你必须做好思维不断在艺术、文化、建筑、社会学等各领域跳跃的心理准备，他的城市解读显得那么轻松随意、信手拈来，但在新鲜趣味的形容词背后，他已经挖好了一个思考的深坑，就等你跳下去。
不停增加财富就可以永远幸福？
《珠三角规划纲要》勾勒了一个蓝图，珠三角的多个城市将要形成一个网络，一个过度开发、交通网络密集的体系，按照官方的说法是“一条干线、三环八射”。李欧梵觉得，“这样人的流动就会很快，但代价是劳力费时，让人的空间感变得迷茫起来。当然表面看起来是所谓的大发展、大繁荣。”
“每个人都正在感受到‘过分现代化’带来的后果。”李欧梵表示，在过去的十年里，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，几乎在一夜之间，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。这一进程的后果，有好有不好，我们都能感受得到。“但不客气地说，更多更严重的后果还会接踵而来。”
他指出，西方很多学者都在批评“现代化”，只有中国对现代化那么热衷。“大家都以为不停盖房子、不停修路、不停增加财富，就可以永远增加幸福。但至少在我认识的圈子内，这种‘幸福’是没有人相信的。”因为，这种“现代化”让人物化成符号，导致人的主体缺席，“去银行存款时，都不管你的名字，只认你的账户号码。”
“‘现代化’对城市建筑的主张是一切都可以创造。反而‘后现代’强调多元，甚至调侃，从中能找到了一丝人性的味道。”李欧梵称。
深港跨境或产生更多忧郁症患者？
现在从深港的跨境之旅越来越容易，交通、生活、工作也会变得越来越紧密。比如，在未来的憧憬中，人们可以使用“八达通”或“深圳通”从香港坐地铁到深圳，深圳的孩子可以到香港学校读书，反之亦然。
然而，这种空间的飞速扩展，生活节奏的加速，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变，却让李欧梵感到了一丝担忧，“这样的空间里，后果可能是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。翻阅一下社会学文献就不难发现，自杀、抑郁症就是西方社会城市化、现代化的伴生物，从柏林到巴黎，无不如此。”
李欧梵认为，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原有疆界打破后，人们如何在新的形势下，找准自己的定位？即如何找到“意义”。“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学人，一个爱好文学、音乐和电影的人，一个很重要的词语，对我来说就是‘意义’，个人的意义，生活的意义，社会的意义，群体的意义，如何从这种变动不定的情状里找到意义？”对此，李回答，“人性至关重要，正是人性赋予我们意义。”
留住城市历史就要写出自己的故事
事实上，“跨境”与各个城市的历史记忆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李欧梵觉得，除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外，还可以把视线再放低点，降到凡夫俗子高度，比如，“包二奶”的问题。
19世纪，在广州有家室的商人会在香港、新界包养姘妇。现在却反过来，深广地区成了富有的香港商人包二奶的地方。“可以看到，这种关系转换使得话语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”李欧梵表示，“而越复杂，我们就越有故事可讲，而且我们必须要讲，如果你不去重写这些故事，将来就不会有什么故事了。剩下的就只有购物中心、消费者和金钱，再没有其他的了。”
李欧梵认为，城市的历史记忆，不仅仅是前人留下的遗产———祖先或者当地口耳相传的历史；同时，也不仅仅是历史研究———这些只有学者才会去图书馆阅读的东西，因为这是大多数人是不会去读的。那去干什么？他回答“写出自己的故事。”
中国还没出现伟大的城市文学
李欧梵曾和朋友谈到，现在香港文学作品创作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大多数的年轻作家，写作内容全是关于香港，“有时候，我批评他们视野太狭窄，似乎对他们而言，香港就是整个世界。”
不过，“再想想19世纪的圣彼得堡，所有作家写的都是关于圣彼得堡或者莫斯科的东西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例，他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圣彼得堡，圣彼得堡对他而言就是整个世界。”
“城市是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素材，乡村则是现实主义的避难所。19世纪是现实主义，20世纪早期是现代主义，举世皆然，西方更是如此，文学作品写的都是城市。”他表示，“其实在中国，‘上海宝贝’、‘天津宝贝’和‘什么宝贝’都是表达城市生活的不成熟的尝试。”
然而，李欧梵指出，中国仍然还缺乏一部关于城市的伟大作品。在他眼里，《长恨歌》是最好的一部，但也不能入围伟大之列。张爱玲也不算，她写的都是关于小市民。“西方城市文学在心灵层面上的深度反思，在中国没有市场。在中国，城市熟悉的事物被陌生化，此后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，于是产生了种种‘都市魔幻主义’。其实，中国的文学还处于乡村写实的阶段。”
历史建筑能带人找到消逝的灵魂
“澳门让我如痴如狂，我都想在澳门买套房子，但是没钱，等我攒够了首付的钱，房价不知道又要涨到哪里去了，太贵了。”李欧梵为何对澳门如此钟情？“澳门到处是教堂，有巴洛克风格也有新古典主义风格。以巴洛克风格为例，既独断又不同质，激发人们不连贯的想象力，同时又营造出一种神秘感。正是这些教堂，能给在城市间穿梭的游人另一种神秘感，另一种想象力，甚至另一种的梦魇，一种在我们心头萦绕的鬼蜮，让我们的生活显得更加波谲云诡。”
“我不能，也无法想象有一天，这些教堂被拆除掉，情形会是怎样。好在我们有联合国来保护这些教堂。因为联合国遗址在这儿，世界遗产的地址在那儿，政府就不敢去碰，对不对？”李欧梵打趣，“其实，我们可以再想出一些荣誉来，给予每个空间不同的意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护它们。”
李欧梵表示，虽然中国传统美学不注重持久性，但是却非常注重心灵的投射，“所谓的荣誉就是这些历史建筑、空间的光环———开玩笑地说，跟天使头上的一样。而回归到文化意义，保护历史建筑，是因为通过它们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存在，能带给我们历史性、时间性、回忆性的思考。这是一种魔力，尽管我们生活在没有魔力的时代，但是文化人有能力去经由历史建筑找到消逝的灵魂。”
■深圳观
80后与深圳的城市气质最像
“深圳是个边境城市，像美国西部片里的背景城市。我很诧异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不是在深圳拍的。《让子弹飞》是部典型的西部片，深圳的城市气质跟它很搭，也与‘80后’的气质最接近。”在李欧梵眼里，“80后”反叛、有理由不满，尽管没有目标，却在寻找意义。“意义需要每个人去创造；说的现实一点，应该由那些有创造性表现力的人来创造。”
李欧梵引述一位瑞典社会学家的观点，国际化都市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。一、应该处在国际化的区域，应该是个大都会或金融中心。深圳有证券市场，香港也有，把上海算进来，也没问题。二、应该有大量外来移民，这点深圳得分会很高。但最重要的是，“国际化都市要大量聚集所谓具有表现力的人。”
创意力无疑是表现力的一种，香港素来重视创意产业，但李欧梵认为，港府太过官僚化，导致大量创意人才流失到珠三角。因此他对深圳充满期待，“我可以毫不夸口地说，深圳最终会成为一个设计中心。它不像上海、北京有太多的历史包袱。同时，它必须要靠创新才能找到自己的地位，而设计产业恰好出现了，这是个巨大机遇。”
采写/摄影：南都记者 潘奋图
from:南都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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